徕卡Digilux相机
新时代的先驱
首款Digilux的问世，标志着徕卡迈入数码影像新时代的重要起点：这款紧凑型相机基于富士MX-700开发，像素仅为150万，却能呈现令人惊叹的成像效果。三年后，徕卡迎来又一个里程碑——与松下携手推出Digilux 1。该机型将用户的实际需求融入产品设计，由此开启了一条成功的数码相机产品线，也奠定了一段延续至今的合作关系。
LOBA 1990–99
关于人类
这十年的LOBA更加注重纪实报道，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新闻摄影。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像系列既描绘了日常点滴，也折射出更广阔的生活图景。全球的现实状况在细节中展露无遗。获奖纪实作品讲述着关于劳动与贫困、迁徙与希望、失落与重生，以及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共同脆弱性的故事。
1990
拉斐尔·盖拉德（Raphaël Gaillarde）
盖拉德随科学家深入亚马逊雨林，穿越原始森林、河流景观和原住民社区，踏上了一段非凡的科研之旅。在这趟旅途中诞生的系列作品，不仅展现了对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丰富性的深切迷恋，也映照出对破坏日益加剧的忧虑。在环境议题逐渐成为全球政治焦点的时代，他用影像记录了探索与开采之间脆弱而微妙的平衡。
1991
巴里·刘易斯（Barry Lewis）
刘易斯将镜头对准了罗马尼亚的科普沙米卡——彼时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在他的影像中，孩子们的脸庞覆满烟尘，天地灰暗迷蒙，人们切实地生活在化学和工业的沉重阴影下。在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这组系列作品仿佛成为了现代化代价的直观见证。
1992
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
黑烟弥漫，动物浑身沾满油污，工人们在地狱般的火海中辛勤劳作。萨尔加多拍摄了海湾战争后烈火燃烧的科威特末日景象，当之无愧地赢得了他的第二座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这组照片气氛凝重，不仅揭示了战争的暴力，更以宏大的手法呈现了战争带来的生态破坏，以及地缘政治斗争的惨痛代价。
1993/94
尤金·理查兹（Eugene Richards）
理查兹记录了尼日利亚哈德贾-恩古鲁湿地的干涸景象，揭示气候危机和资源短缺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直接威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他的照片以富有同情心和奉献精神的方式，呈现了渔民、农民和家庭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在逐渐消失。1993年，LOBA成为独立奖项并完成重组，因此理查兹同时获得了1993和1994两年的奖项。
1995
詹尼·贝伦戈·加尔丁（Gianni Berengo Gardin）
加尔丁拍摄了佛罗伦萨罗姆族家庭的生活。照片展现了孩子们嬉戏的场景、家庭的日常点滴、城市和社会边缘的群体活动。他的照片充满尊重，打破了刻板印象。在移民问题日益凸显的90年代，这组作品讲述了关于归属和排斥的深刻故事。
1996
拉里·托维尔（Larry Towell）
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背景下，托维尔揭示了流动性如何塑造个体，同时也动摇了既有秩序。他跟随信奉宗教的墨西哥门诺派教徒，记录他们作为季节性工人迁徙至加拿大的生活。他的系列作品呈现了宗教传统与现代劳工迁徙艰辛之间的深刻矛盾。
1997
简·伊芙琳·阿特伍德（Jane Evelyn Atwood）
阿特伍德花费数年时间创作这一系列，记录监狱中女性的生活。她的照片既敏感又勇敢，刻意呈现出监狱的狭促、亲密、暴力与人性。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权利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些作品为那些被忽视的人发声，重新唤起人们对权力、控制与同理心的审视。
1998
法比奥·庞齐奥（Fabio Ponzio）
铁幕倒塌后，庞齐奥踏上东欧之旅。他的镜头捕捉了转型时期的人们、风景与城市——既透着忧郁，又饱含希望。该系列作品成为世界某一角落的诗意纪事，在废墟与新生之间探寻新的身份与可能。
1999
克劳丁·杜里（Claudine Doury）
在千禧年结束之际，杜里的系列作品仿佛在邀请观者重新思考身份认同与文化根源。她在西伯利亚拍摄了纳奈族和埃文肯族等少数民族。她的照片充满亲近感、敏感和低调的诗意，讲述了传统、记忆和文化多样性所面临的消失威胁。
我试图通过我的照片提出问题，引发讨论，以便我们能够共同探讨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 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