徠卡Digilux
新時代的先驅
首款Digilux的誕生，象徵徠卡正式跨入數位影像新時代的重要起點：這款輕巧型相機以富士MX-700為基礎開發，雖然僅有150萬像素，卻依然能呈現令人驚豔的影像品質。三年後，徠卡再度迎來關鍵里程碑——與松下合作推出Digilux 1。此機型將使用者的實際需求納入設計核心，不僅成功開啟一條具代表性的數位相機產品線，也奠定了雙方延續至今的深厚合作關係。
LOBA 1990–99
關於人類
這十年的LOBA更加注重紀實報導，強調以人為核心的新聞攝影。來自世界各地的影像系列既描繪了日常點滴，也折射出更廣闊的生活圖景。全球的現實狀況在細節中展露無遺。獲獎紀實作品講述著關於勞動與貧困、遷徙與希望、失落與重生，以及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共同脆弱性的故事。
1990
拉斐爾·蓋拉德（Raphaël Gaillarde）
蓋拉德隨科學家深入亞馬遜雨林，穿越原始森林、河流景觀和原住民社區，踏上了一段非凡的科研之旅。在這趟旅途中誕生的系列作品，不僅展現了對生物多樣性和物種豐富性的深切迷戀，也映照出對破壞日益加劇的憂慮。在環境議題逐漸成為全球政治焦點的時代，他用影像記錄了探索與開採之間脆弱而微妙的平衡。
1991
貝瑞·劉易斯（Barry Lewis）
劉易斯將鏡頭對準了羅馬尼亞的科普沙米卡——彼時歐洲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在他的影像中，孩子們的臉龐覆滿煙塵，天地灰暗迷濛，人們切實地生活在化學和工業的沈重陰影下。在後社會主義轉型時期，這組系列作品彷彿成為了現代化代價的直觀見證。
1992
塞巴斯蒂昂·薩爾加多
黑煙瀰漫，動物渾身沾滿油汙，工人們在地獄般的火海中辛勤勞作。薩爾加多拍攝了波斯灣戰爭後烈火燃燒的科威特末日景象，當之無愧地贏得了他的第二座徠卡奧斯卡·巴納克攝影獎（Leica Oskar Barnack Award）。這組照片氣氛凝重，不僅揭示了戰爭的暴力，更以宏大的手法呈現了戰爭帶來的生態破壞，以及地緣政治鬥爭的慘痛代價。
1993/94
尤金·理查德斯（Eugene Richards）
理查茲記錄了奈及利亞哈德賈-恩古魯濕地的乾涸景象，揭示氣候危機和資源短缺並非抽象概念，而是直接威脅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他的照片以富有同情心和奉獻精神的方式，呈現了漁民、農民和家庭賴以生存的基礎正在逐漸消失。1993年，LOBA成為獨立獎項並完成重組，因此理查茲同時獲得了1993和1994兩年的獎項。
1995
詹尼·貝倫戈·加爾丹（Gianni Berengo Gardin）
加爾丹拍攝了佛羅倫斯羅姆家庭的生活。照片展現了孩子們嬉戲的場景、家庭的日常點滴、城市和社會邊緣的群體活動。他的照片充滿尊重，打破了刻板印象。在移民問題日益凸顯的90年代，這組作品講述了關於歸屬和排斥的深刻故事。
1996
拉里·托維爾（Larry Towell）
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背景下，托維爾揭示了流動性如何塑造個體，同時也動搖了既有秩序。他跟隨信奉宗教的墨西哥門諾派教徒，記錄他們作為季節性工人遷徙至加拿大的生活。他的系列作品呈現了宗教傳統與現代勞工遷徙艱辛之間的深刻矛盾。
1997
珍·伊芙琳·阿特伍德（Jane Evelyn Atwood）
阿特伍德花費數年時間創作這一系列，記錄監獄中女性的生活。她的照片既敏感又勇敢，刻意呈現出監獄的狹窄、親密、暴力與人性。在20世紀90年代，女性權利的呼聲日漸高漲，這些作品為那些被忽視的人發聲，重新喚起人們對權力、控制與同理心的審視。
1998
法比奧·彭齊奧（Fabio Ponzio）
鐵幕倒塌後，龐齊奧踏上東歐之旅。他的鏡頭捕捉了轉型時期的人們、風景與城市——既透著憂鬱，又飽含希望。該系列作品成為世界某一角落的詩意紀事，在廢墟與新生之間探尋新的身份與可能。
1999
克勞丹·多里（Claudine Doury）
在千禧年結束之際，杜里的系列作品彷彿在邀請觀者重新思考身份認同與文化根源。她在西伯利亞拍攝了納奈族和鄂溫克族等少數民族。她的照片充滿親近感、敏感和低調的詩意，講述了傳統、記憶和文化多樣性所面臨的消失威脅。
我試圖透過我的照片提出問題，引發討論，以便我們能夠共同探討問題並找到解決方案。– 塞巴斯蒂昂·薩爾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