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戰爭的爆發,德國的新聞攝影時代也隨之終結。在極權統治下,只有經過挑選的攝影記者被允許繼續工作,他們如同士兵一樣,被編入宣傳部隊中,負責為民眾提供戰爭的視覺素材。尤其是徠卡IIIc相機,在這場扭曲的媒體策略中塑造了特有的影像語言——試圖營造出優越的力量、貼近戰場的現場感,以及必勝的意志。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戈培爾甚至將這台精準而便攜的徠卡相機稱為意識形態鬥爭中的「武器」。






早在1933年,阿爾弗雷德·艾森斯塔特便受《生活》雜誌之托,在日內瓦拍攝了約瑟夫·戈培爾的影像。這位當年剛被任命為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的納粹官員,起初還側臉微笑。然而,當他的目光落在身為猶太人的艾森斯塔特身上時,神情瞬間陰沉下來。咔嚓。捕捉成功。這張影像揭示了權力醜陋的一面,也暗示了世界對其仍將承受的深刻仇恨。
當我手握相機時,我無所畏懼。– 阿爾弗雷德·艾森斯塔特© Alfred Eisenstaedt / 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 Shutterstock

和她的父親一樣,埃爾西·庫恩-徠茲(Elsie Kühn-Leitz)也做出了相同的選擇:為在戰爭中遭受迫害的同胞提供幫助。她深知,一旦被納粹發現,不僅自己的人身自由,整個家族,甚至公司的未來都將付諸東流。而這一風險很快成為了切實的威脅。當「半個猶太人」Hedwig Palm在德國和瑞士邊境被捕後,蓋世太保展開了大肆追查,最終將矛頭指向埃爾西和她的父親。
然而,恩斯特·徠茲二世在經過數小時的審訊後被釋放,公司「只是」受到嚴密監控。這是因為埃爾西毅然扛下了所有罪責。她隨即被關押在法蘭克福蓋世太保監獄,身處極其惡劣的囚禁環境,命懸一線。經過三個月的努力,父親終於設法將她營救出來。據悉,這主要歸功於高達數百萬的巨額賄款。




納粹政權將德國工業轉為戰時經濟模式,徠茲的生產也被迫限制在軍用光學設備。1942年,為了保全公司,恩斯特·徠茲二世甚至被迫加入了納粹黨。與此同時,前線員工相繼被驅逐至此的工人所取代。儘管身處納粹體制之下,徠茲家族依然選擇以人道的態度對待這些勞工,而這違背了當局的意志,後來甚至受到了納粹黨的正式警告。